故宫南迁文物,早年藏在湖南大学图书馆

故宫南迁文物,早年藏在湖南大学图书馆 2019-04-06 11:25:29 [来历:] [作者:唐兵兵] [修改:刘畅畅]字体:【  】 近日,湖南省第十批省级文物单位名单公布,在长沙的2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近现代史迹和代表性建筑21处。其间,清华长沙暂时大学原址、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前期建筑群、湖南大学前期建筑群(二学生宿舍、女生四舍、力学楼)、湖南师范大学前期建筑群……被列入省保单位。
近日,湖南省第十批省级文物单位名单公布,在长沙的2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近现代史迹和代表性建筑21处。 其间,清华长沙暂时大学原址、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前期建筑群、湖南大学前期建筑群(二学生宿舍、女生四舍、力学楼)、湖南师范大学前期建筑群……被列入省保单位。身处象牙塔的建筑,成为时代风雨里的一个避风港。 湖南大学,藏着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史。从岳麓书院一路往东,通过大礼堂、图书馆,然后是现代建筑群,这也包括了长沙的城市进化史。那些斑驳的老建筑,早已成为长沙前史的一部分,它们见证着长沙开埠,西方建筑思维的涌入,也目睹了1938年长沙城那场浩大的劫难。矗立于湖南大学进口的两根爱奥尼石柱,是抗战时期那场艰苦卓绝故宫文物南迁的见证。美轮美奂的湖大图书馆,在文物安全转移之后,被敌机炸毁,只剩下几根石柱。 在时务书院“长沙学者话长沙”系列讲座中,湖南大学建筑系教授柳肃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建筑是文化,不是简略的‘盖房子’。长沙的每一个前史建筑后边都有故事,都凝固着一个时代。”虽然建筑残损,故事却完好。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唐兵兵 湖南大学建筑系教授柳肃在时务书院“长沙学者话长沙”系列讲座中。时务书院研讨会供图 [湖南大学二院] 湖南大学第一座现代建筑“混搭”的折中主义 前史悠久的长沙城,在阅历了文夕大火后,可以透过建筑看到的前史其实不多。 早年作为城郊的湖南大学,却因为远离城区,无缺地保存了一大批上个世纪20—30时代的建筑。囊括古典主义,折中主义、现代主义等中国近代建筑史可谓经典的建筑风格,湖南大学前期建筑群,是湖南大学的开展史,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史。 湖南大学二院(物理楼),是湖南大学从岳麓书院向外开展的第一栋建筑,也是湖南大学的第一座现代建筑。从古朴的岳麓书院走到西洋味十足的二院,是湖南大学的一次跨越,也是一次时代的跨越。 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级书院,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那一年,省政府拨款兴修教学楼,三年后,二院竣工,湖南大学走出岳麓书院。柳肃展示的一张老照片中,湖南大学的教师们穿戴长衫,在岳麓书院前合影,除了醒意图岳麓书院牌匾,在旁边还挂着一个有些模糊的牌子,上面写着“湖南大学第一院”。而二院,却完满是另外一幅光景,罗马柱、红墙,怎么看都是一座典型的西洋古典主义建筑,细心看,却是“混搭风”。 被炸后的湖大老图书馆残柱。柳肃供图 “二院的全体造型是西洋古典的构图,屋顶是西洋式四坡顶,但在檐口处又做了一点中国式屋顶的曲线起翘。屋脊屋角处又全无中国的花脊鸱吻等装饰,清水砖墙壁柱又被打磨成圆角,有前期现代主义风格。而下部花岗石墙基又是古典的做法,进口处的檐下有古希腊式檐口特点,但又不是完全的希腊式做法。”柳肃在《从长沙的两座建筑看刘敦桢先生的前期建筑思维》中谈到二院的建筑风格,柳肃也早年猎奇,为什么钟情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刘敦桢会在湖南大学留下一座杂糅了各种风格的折中主义建筑? 刘敦桢是湖南新宁人,1913年,16岁的刘敦桢赴日留学,在学习了三年机械科之后,转向建筑学,1922年学成归来。彼时的中国建筑设计界,被外国人垄断,刘敦桢想要在上海一展身手,却诸多掣肘。来到湖南大学的刘敦桢,刚好赶上湖南大学设计二院,在日本所学终于有了发挥的余地,二院,算是刘敦桢在日本所学建筑常识在中国的一次不遗余力的展示。 柳肃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时代潮流。上个世纪20—30时代,世界规模内的建筑设计都以西洋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为干流,世界建筑界关于这种潮流趋之如鹜,从海外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当然也不破例。想来,当时的二院,是站在世界建筑潮流前哨的。 刚列入湖南省保的湖南大学力学楼,位于岳麓书院东北角,始建于1956年,为红砖墙面、中国传统屋顶形式、接连拱券,东西两头挺拔出檐,也属于折中主义建筑。 湖大礼堂。 [最奢华的厕所] 琉璃瓦宫殿式屋顶 刘敦桢在湖南大学只留下一座二院。 1930年,刘敦桢脱离湖南大学,加入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研讨集体——中公营造学社,开始了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讨,他离去时,向湖南大学引荐了他的师兄——比他年长四岁的柳士英接替他的教职。柳士英在湖南大学四十年,留下了很多建筑。 湖南大学工程馆、大礼堂、胜利斋、第一学生宿舍、第七学生宿舍、第九学生宿舍都是柳士英设计,在这些建筑中,随处可见柳士英的印记,最著名的是“柳式圆圈”,圆圈,是柳士英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是柳士英的体现主义手法,也是柳赋予建筑的旋转和流动。 钟情于体现主义的柳士英还在湖南大学留有两座特其他建筑,大礼堂和一个厕所,红墙碧瓦,宫殿式绿色琉璃瓦大屋顶,飞檐翘角,屋脊雕饰、檐下菜画,是典型的中国宫殿式建筑。 “这是一个时代的产品。”柳肃说,新中国建立之初,苏联的建筑风格“民族形式加社会主义内容”一时成为干流,柳士英因此设计了这种宫殿式的建筑,“他的回忆录中有一句‘他们要这样做’,可以看出柳先生是不肯意这样做的”。多年今后,柳肃在柳士英的回忆录中,看到了无法。宫殿式大屋顶是柳士英关于时代的妥协,不过,他却在细节上植入了自己的很多手法,大礼堂台口上的圆形装饰、滚球形的扶手……是一个建筑师的据守和固执。 这个多少违背设计者初心的大礼堂,在落成之后,却收获了诸多赞誉。据说,大礼堂属于“未批先建”,教育部派专员前来问罪,不过,专员在看到大礼堂后,非但却没有责备,反倒大加赞赏。各地纷繁约请柳士英去缔造相同的建筑,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就有与这个大礼堂大体类似的一栋建筑,出自柳士英之手。 “有意思的是,旁边还有一个厕所,也是琉璃瓦宫殿式大屋顶。”柳肃关于与大礼堂同时缔造的厕所情有独钟,“应该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奢华厕所’,代表着一个时代,很有意思。”校园几回计划拆掉厕所,都被柳肃拦了下来。“民族主义加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思潮很快就被“反贪污、反糟蹋”的浪潮吞没,看起来过于雄伟的大礼堂和厕所,转而成了批判的对象,这种建筑风格也戛然而止。“我记得有个湖南大学的老教授跟我说过,他早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过批判琉璃瓦大屋顶厕所的漫画。”漫画上画着一个琉璃瓦宫殿式大屋顶厕所,慈禧太后在痛斥一个建筑师模样的人过于铺张糟蹋。 湖南大学第二学生宿舍和第四学生宿舍(女生)也是刚列入省保的,由柳士英设计,分别建于1946年和1947年,现代主义风格,现为湖南大学幼儿园。 湖大礼堂旁一座特殊的厕所。 [湖南大学老图书馆] 故宫南迁文物,早年藏于此 湖南大学主进口的两根斑驳的爱奥尼石柱,很容易被人忽视。 “原石柱有三层楼高,这两根只是截取了上下一段。”柳肃解释,这两根石柱来自于湖南大学老图书馆,三层楼高的石柱,就能够想见当年图书馆的宏伟,在当时,这座图书馆是长江以南最大的图书馆,没有之一。 老图书馆由蔡泽奉先生设计,图书馆面积1026平方米,钢筋水泥结构,蔡泽奉选用了古希腊爱奥尼式花岗石柱,中央穹顶,屋顶建有八方塔,作观象台用,属于将“美”视作圭臬、认为不美就毫无价值的西洋古典主义,图书馆的美轮美奂,仍旧能从残存石柱的涡卷中窥见。 似乎是一种巧合,老图书馆于1933年竣工。同年,故宫博物院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文物南迁。 旧时的湖大老图书馆,故宫南迁文物就藏在这里。 1937年,抗战全面迸发,南迁至南京的故宫文物,再次分三路西迁。其间,迁往长沙的80箱文物最为珍贵,这批文物参加了1935年英国举行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故宫南迁文物中的精品。除了参展的文物外,还有当时鉴定委员会没能终究审鉴的700多件卷轴、画册等。其间有北平故宫中收藏的甲骨(文)、钟鼎、碑拓,范宽的《谷山行旅》、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郭熙的《早春》、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清宫摹本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南宋马远等名家的画、米芾等人的书法、清代“扬州八怪”留下的旷世收藏。 先于文物抵达长沙的故宫博物院押运人员曾济时,在与湖南边面商定之后,最终选定了湖南大学图书馆作为文物的储藏点。1937年8月14日,这批珍贵的文物从南京出发搭乘“建国轮”于16日抵达汉口,再从武昌用火车运往长沙,21日存入湖南大学图书馆。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计划在岳麓山上挖山洞来存放。不过,1937年11月24日,日本飞机初次轰炸长沙,长沙火车站、小吴门一带被飞机轰炸。故宫博物院觉得长沙现已不是安全之所,抛弃了挖洞的方案,再次准备转移,运往贵阳。1938年1月12日、1月24日,文物分两批撤离长沙,绕道广西运往贵阳,据说,运送文物的车辆,多是从南京撤离出来的公共汽车。抵达贵阳后,文物暂存于城北官邸毛第宅,后转至贵州安顺华岩洞,再转至川南巴县,直到抗打败利。 在文物撤离后不久,湖南大学图书馆遭到敌机轰炸。据湖南大学工务组绘制的《湖大被炸详图》,图书馆遭到一枚重磅炸弹和7枚燃烧弹轰炸,图书馆成为一片废墟,只留下几根石柱。这批珍贵的文物几经辗转,在抗打败利后运回南京。不过,跟着内战迸发,毕竟没来得及回到故宫,在战役后期被运往台湾,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校园早年想要在旧址建筑图书馆,图纸、照片都有,不过,旧址现已被新的建筑占去一部分,旧址修复现已不可能。”柳肃说。似乎,那座湖南大学图书馆的任务,就是为了等候南迁文物的到来。 湖南大学科学馆(现湖南大校园办公楼)。 [湖南大学科学馆(现湖南大校园办公楼)] 两位建筑大师在这里完成了跨越时间的对话 蔡泽奉设计的湖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毁于战火。而他设计的另外一座建筑——科学馆,却在抗打败利之后,成为日本投降的受降地,或许,这算是对蔡泽奉最好的安慰。 科学馆于1933年开始兴修,1935年竣工。砖混结构、西洋古典风格,檐口、拱券形大门等处均为典型的古典复兴样式。1934年,蔡泽奉逝世,他没有等到抗打败利,乃至没有等到科学馆竣工。 “原先是两层,四十时代,由柳士英设计,加盖了一层,平屋顶改成了青筒瓦坡屋顶,你看,还保留了本来的塔楼和女儿墙,可是浑然一体。”柳肃说,两位建筑大师,在科学馆完成了跨越时间的对话。 蔡泽奉不会想到,在多年今后的一天,他设计的科学楼会成为日军受降点。1945年9月15日,侵华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坂西一良代表长衡区域日军,向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呈递投降书。“就在二楼东头的205会议室。”如今,门口挂着一块铭牌“抗日战役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长衡岳区域受降原址”。 “会场安置十分庄严庄严,这是方面军外事处长董宗山少将辅导设计的。室内正面排悬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及赤色木质V字,右面后边则为窗户,和煦的阳光射进来,照射满室,充满了光亮、欢欣、胜利的气候。室中正面横排三席,是受降主官及将领们坐的,对面约距二公尺处,亦设有一席,此系为日本投降主官所坐。两侧排有两行靠椅,后边亦有三行靠椅,此系为观礼的中外宾客及长沙市各界首领而设的。各席上均铺盖白色桌布,四边均镶有红白蓝三色布条,受降主官及投降代表席上,均置放有大铜墨盒、毛笔及印泥盒各一件,上面均刻有‘日军投降纪念’字样。”当时参加受降典礼的中央社记者张弓的《长衡区受降记》记载了那个科学馆最为荣光的时刻。据说,当时还留有影像资料,却现已失传,留存的只有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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